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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蓉文:从738厂到核九所
2022/11/23 8:39:00 汤蓉文口述 计算机六十年

汤蓉文大姐的回忆(2022-07-25)

1958年1月下旬,在中科院计算所筹备处这边的103机工程组已有二十多人,新到的组员有王玉珊、曲礼慧、汤蓉文、李祖熙、李世伟、钱凌雪、秦鸿龄、张淑亚等,二届训练班学员于荡也已报到,738厂的汤蓉文是5月报到的。除去在738厂早期有汤蓉文的工作记录,之后不见踪影。


       103计算机前合影(秦鸿龄提供)。前排左起:柳浦生、王玉珊、张淑亚、张梓昌、莫根生、董占球、□□□;中排左起:汤蓉文、秦鸿龄、梅协英、居兆林、朱汉文、胡宗藻、舒诒庆、□□□;后排左起:曲礼慧、钱凌雪、李祖熙、李世伟、王行刚、□□□、□□□。

直到2022年7月,738厂的钱基广先生说,照片二排左一是汤蓉文,从此这张中国计算机的第一张工作合影,就加上了汤蓉文。7月25日,我从张钟恩那里要到了汤蓉文大姐的电话,马上进行了电话采访。

汤蓉文是华南工学院电信系1956年毕业的,分配到北京有线电厂,在总设计科跟孙强南,张钟恩是同事,在一起搞自动电话,跟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搞电路设计,就是自动电话交换机的电路。


       汤蓉文

汤蓉文说:1956年,她进入738厂,1957年,厂里就有意识和中科院计算所搞计算机的研究,当时计算机元器件比较落后,都是用的电子管,就是收音机的大灯泡那种器件。厂里派汤蓉文去计算所学习,因为当-3时没有人懂计算机,引进了苏联的M-3机图纸。计算所和738厂协议按照图纸生产出来第一台103计算机,这台计算机的速度是每秒运算30次,体积有几个大衣柜大,现在都难以想象了。

汤蓉文说器做计算题目。现在不管怎么样,用上了这种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我参加调试,负负责运算控制器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CPU,我还到计算所蹲点、学习,交流啊。

大学刚毕业,年纪也轻,从厂里来回跑,从酒仙桥到中关村,也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反正跑跑颠颠还是可以的。到8月份的时候,计算机就调试出来了,其实调出来刚刚试机,算个什么题目呢?算个开方根号2,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是用电报纸带送进去,经过输入设备送进去的,运算以后,用打印机打出来1.4142,开方根号2,就是这个数字,当然(不算准备时间)比手算就快多了。我们在那里调试日夜三班倒,在计算机前搭上跳板,三个组同时干活。最后,调试成功的时候,中科院领导张劲夫来到计算所和我们一起欢庆,在一起聚餐。张劲夫和我们一起庆祝,“八一机”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机器调试过程中,苏联专家还来过一位,他很羡慕地说,你们中国人真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图纸,但是并不是详细和完全的工艺,我们就根据他那一些主要的意思把它安装出来、调试出来,所以他看了也很觉得也很诧异,我们有些东西比如说工艺上的一些做法,那些拉线啊怎么弄啊,我们是自己想出来,在机柜上做一些架空线。不像现在,技术资料完全不一样了。苏联专家当时还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把机器弄出来。

当时合作调试的有几家,除了计算所,我们738厂担任这个生产制造,比如说存储器当时是用的磁鼓,它的信息量都很低,整个磁鼓的表面呢就像篮球这么大,也只能存2048的数据嘛。高速旋转的鼓体也蛮大,要求稳定性也比较高,磁头跟磁鼓间隙都要求很高的,所以738厂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后面生产的机器存储器就变成磁芯。就是用磁芯板,用比绿豆还小的磁芯,一个一个像小珠子一样的把它穿起来做成磁芯板,但是容量都不太大,都是2048、4096, 这么大一块,面积大概一平方尺。那么小的磁芯,工人加工穿磁芯板也很辛苦啊,只要有一个磁芯不行的话,这块板整个就要报废了。所以他们负责加工的那些小姑娘啊,非常辛苦,那个小珠珠啊很小,就比芝麻粒大一点去穿磁芯板,在工艺上呢,要求非常严格。

我在计算所的时候,研究计算机的还有7机部的几位专家,张梓昌、曲礼慧、费廷和,都是当时七机部五院的,他们调过来上班,几方面组成一起来研究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那一段情况就是这样,华罗庚先生提出的“先集中”。第一台103机还没用上磁芯,用的是磁鼓,调试出来以后我就回厂了,回738厂。

我们国家要搞原子弹,就从各个方面去调人。1960年,我调到九所,我有幸地被调去北京的第九研究所,就是二机部九所,参加这项工作。我在所里和邓稼先是一个研究室的,当时的任务是维护从苏联进口的乌拉尔计算机,也是电子管的。那台机器从苏联进口的比我国仿制的要先进一点,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进来以后就装在第九研究所。我基本上是从那时候就脱离了计算机的制造和生产这一块呀。

九所就在北太平庄那里,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一些技术骨干陆陆续续地去参加四清,当时真是太缺人才了,跟我一起工作的都是都是些解放军战士,带他们非常辛苦,他们原来就没有什么基础,有体力没有专业基础。邓稼先那个工作室啊,那是更辛苦了,你想象不出来他们当时用的是什么计算手段,用计算尺啊,用计算尺拉一些数据啊,计算一些数据,后来先进一点就用手摇式机械计算机。咔叱咔叱咔叱,还不是电动的,是手摇的,完全是靠那种手工的方式去计算,那个计算厅也是挺高端的,几十个人排在一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地就在那里算。因为邓主任他们,于敏啊,这些科学家呢,还有周毓麟、秦元勋,这些人他们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计算,不同的方案去观察、去研究,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各自都有特长吧。

3
       汤蓉文在西安分院。

我们研究所有一批人用计算机,我们在楼下用乌拉尔计算机去算,大概情况也就是这样。那些计算人员呢,都不是什么有专业水平的,都是解放军转业的呀!我看有的都是初中、高中水平,高中水平都很少,就是初中水平。就告诉他们,你给我算这个!你给我算那个!所以老师带起他们来都很辛苦。邓稼先那些科学家在开始起步做这些工作,我亲眼看到的,也是很辛苦。我们计算机也提供不了太多的支持,后来就先进一点了,但是你想想那个乌拉尔比103速度要快一点,但是准备工作也挺麻烦,要穿孔纸带呀,要跟发电报一样的呀,要把那些数据都变成穿孔纸带送到机器里头去啊!


        获得的原子弹爆炸20周年纪念证书。


       核工业部金质纪念章

想想这些过程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阶段。我们国家在高科技这一块,毛主席这一代老革命家,周总理这一批老革命家真的是高瞻远瞩,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说,苏联人给我们的东西虽然给了我们工业基础,给了我们一些计算机,但是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就没有给,原来给的图纸都拿回去了,最后就撤走了,都没有了。所以邓稼先那一批人呢,真的是非常辛苦,白手起家,绞尽脑汁。你都想象不到的困难。

1960年,我到那里的时候,没有办公桌啊,国家挺困难,我们就是靠就放床板当办公桌,就在床板上面工作。你去看那个老房子楼层都非常矮,都像那个火车车厢一样的,现在那栋楼,肯定还在的,就是三层楼(注:现在做成所史馆了)。旁边那个大厅,原来计划是做原子弹的安装大厅,后来人家不给了,我们就当成食堂来用。旁边就是单身宿舍,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呢就住在这里。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就住在地安门招待所,后来就住在永定路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天天用车给我们接送上班。后来塔院宿舍建成以后,我们才搬到塔院去,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回忆起来呢,就是我们国家在高科技这一方面,当时的领导高瞻远瞩,在非常困难地情况下,下决心研发核武器,从苏联进口这些东西,实际上他们也不是白给我们的呀,都是这样来搞我们的呀。比如说,就是一个机器上用的二极管,用的这些元器件,都是几公斤的大虾才换那么一个二极管、三极管的,所以我们是勒紧腰带去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发展计算机,发展核武器,最后才有我们这一代人去接触这些东西。就是国家高瞻远瞩才慢慢有了今天的这么一个比较牢靠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我们这些人呢,也从这个过程里面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也知道怎么去看,怎么去学,大概方向是什么,也就有了一些基础。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国家的变迁在我在心里头都觉得充满了骄傲,也充满了敬意。现在跟年轻人说,不知道他们会理解多少,我们经过的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当然从计算机来讲,它是一种工具来着,但是这种工具你没有人去接触,你永远就觉得它有琢磨不到的东西,实际上后来也由于工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有了基础,发展就比较快了。就是说,不再是你天方夜谭,水中捞月。我觉得那时候,工业基础跟一些先进国家差距比较大,开始什么叫二进制?不懂!电子管有一点点,当时南京生产的电子管,做成电子管收音机,有一点点基础,你要搞计算机根本就不行了。机器的体积太大了以后,机房里头非常可观,都是几千瓦、几千瓦的功率在那里搞,那么多的一个一个电子管,你要多少功率啊?又是高电源,又没有空调,不像现在那种降温条件,没办法就搞了一些大冰块,搞了一些大油桶,大汽油桶就放到那块。电风扇呢都很少很少的,拿去吹那些冰块让它降降温,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有点笑话,但是确实当时就是这个工作环境,条件就是这样的。

后来呢,因为半导体出来了啊!有了集成电路啊!这些东西一上来以后,大量的数据要靠计算速度,要有大量的计算工具去完成它。后来发展到现在这么快,我都没想到一台计算机,能够发展的像人人都可以拿在身上玩了,都成必需品了。

我非常注意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实际上人工智能它是很多综合性的东西,那一个一个产品,像无人驾驶飞机啊,人家有什么新东西,人家要打你,人家看准了就把你的首脑先给打掉了。现在智能应用非常普遍了,你进个火车站,什么都不要,看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了,行不行?你可不可以进!生活在这个时代,我就觉得太幸福了。你指点江山啊,你爱上哪?你爱看哪?你用手机看吧,你随便看,对吧?你买什么东西人家给你送上门?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活到现在呀,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如果搞这样一个计算机博物馆,我觉得对我们国家这些后来人呢,是有很好的学习机会,有教育意义。我们开始真的是一穷二白啊,你说这几个字“一穷二白”好容易说,但是穷到什么程度,白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没有亲身体会。


       从参加计算机生产到为原子弹爆炸,为东方红卫星尽力的光荣一生。


        1959年9月与罗学宏先生在北京中关村的结婚合影。


       1986年在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家中。

我就有亲身体会,特别是我这一代,还经过抗日战争,日本飞机在上边炸,我们在下面跑,跑到街上,到处看到这个横尸满地的,赶紧跑回家。学校也被炸了,幸好那天没到学校去上学。最后就是逃难,我当时在云南,我父亲汤辰寿是滇缅公路上面的惠通桥的总设计师,他原来是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的,是被云南省龙云省长跟蒋介石要人,要技术人员支援云南,就是其中有6个专家,其中有我父亲一个,所以他被派到云南。我爸爸是杭州人,先去造了惠通桥。我妈妈带着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那时候我才3岁多一点,从浙江金华跑到云南整整走了半年。逃难期间,我小学都上了七八个,因为我爸爸搞土木,就今天搬家,明天搬家,全家就跟着跑。我妈妈挺重视教育,把我们送到当初国民中心小学,不要钱的去上学。

1945年,我们走到贵阳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在云南就想回老家,从那边开始返乡。我爸爸就一路走一路给人家盖房子啊,修路啊,修飞机场啊,赚点钱。我们走到武汉,他的老同学就让他进入平汉铁路,我中学就是在河南信阳、郑州、开封念的,念了三个。

今年还抽了个时间去惠通桥看了一下,保山的县志里边也有我父亲的名字汤辰寿,我看了这些史实,怒江上面那座桥其实并不宽呢,就是50米呀,但是当时钢梁、电线全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国家穷的真是真是没办法,真的不是不让人生气那才奇怪呢,什么洋油啊,洋灯啊,洋钉啊,全都带着洋字的。到现在钢铁产量原来是多少万吨的,几十万吨,现在上百上千万吨的,我们自己还可以的搞一些各种各样的优质特种钢材,基础工业是很重要、很重要,你没有基础工业,你就搞不成。我们现在被欺负,就是在你没有基础工业,你没有技术手段,你上不去。你没有那个聪明才智,你搞不成新的东西,新的玩意儿,那那是不行的。


       汤蓉文大姐(2013-10-28)

1935年7月10日,在金华出生,祖籍杭州,抗战逃难期间,小学上了七八个,在河南信阳、郑州、开封念了三个中学。1952年考入南昌大学,院系调整调到华南工学院电信系。1956年毕业,分配到北京738厂,参加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仿制生产,1960年,调核9研究所。后在广州中科院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

(谢谢706所邓雪协助照片修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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